“您是不是把钱付给这些人，阿加莎姑姑，”伯蒂拉说，“我所有的钱您都拿去了。”
　　她姑姑立刻就应该付多少钱的问题和他们争论起来，伯蒂拉知道这是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
　　他们每人扛一件行李，走了很多路，累得够呛，伯蒂拉想多给他们一些钱。
　　可是她身边不名一文，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姑姑显然已把他们击败，他们离去时，以轻视的目光瞧着姑姑给他们的钱，脸上露出愠怒的神情。
　　“你最好把漂亮的服饰卸下来，穿上点儿实用的衣服好干活，”她姑姑说。
　　“您是不是让我先喝些水？”伯蒂拉问。“天气这么热，我渴极了。”
　　“你可以自己去喝，别指望我来伺候你。”
　　“不，当然不，”伯蒂拉回答。“您最好指给我看喝水的用具在哪儿。”
　　那天晚些时候，她对姑姑的面容何以会如此憔悴的疑问终于找到了答案：因为食物的量非常少。
　　她了解到，来传教所受基督教教育的孩子每天中午只喂一顿用最便宜的米做的饭。
　　此外，他们还能吃到一些可以在丛林里随便采摘到的水果，偶然有一点点砂糖。
　　这些水果伯蒂拉都不认识，但她可以从留连果那种可怕的气味中把它识别出来，那东西是象洋葱汁、奶酪和深棕色雪利酒的混合物。
　　它的大小大约和椰子差不多，外面长满了一层短而结实的刺，里面是分成五囊的奶油色果肉。
　　伯蒂拉娥极了，勉强吃了一个，发现留连果的味道很象一种奶油丰富的牛乳蛋冻。
　　她姑姑也吃了一个，伯蒂拉实在太饿了，虽然明知米饭不堪下咽，但还是强迫自己吞了下去。
　　有一种当地出产的茶，姑姑一天要喝上许多杯，姑姑还告诉她说，这里偶尔也宰只鸡吃，这种鸡一点不比矮脚鸡大！常绕着传教所乱转。
　　鸡把蛋下在被孩子们踩出来的泥地外围的草丛和草丛里，伯蒂拉的一项任务就是把鸡蛋拣回来。
　　伯蒂拉最最害怕的就是她姑姑对待她那几名帮手的态度。
　　她们都是些标致的年轻女人，身材窈窕，又长又黑的头发披到腰下。在姑姑看不见的时候，她们互相交谈，放声大笑。
　　很明显，她们天生富于乐观精神，甚至身处逆境也抑制不住喜悦的情绪。
　　其中一个一望便知是个达雅克人，她戴一副达雅克妇女常戴的沉重耳环，因此把耳垂都扯长了。
　　另外两个女人伯蒂拉认为是马来亚人。
　　她到达的第一个晚上，姑姑就叮嘱她对这几个女人不要抱有什么幻想。
　　有一天，伯蒂拉遵照姑姑的命令，等孩子们一下课就拖地板，打扫房间，她刚从传教所里走出来就看到她姑姑抡起一根棍子抽打那个达雅克女人的肩膀：心里非常惊恐。
　　姑姑打了她好几下，那个女人大声尖叫着逃进附近一间用棕榈叶盖的棚子里去了，伯蒂拉知道那三个女人就住在那里面。
　　阿加莎姑姑在她背后大声叫骂，那喊声听起来至少是很不愉快的。随后她向四处张望，与伯蒂拉惊恐的·目光对上了。
　　“您在……打她！阿加莎姑姑！”
　　“不错！你会看到我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她呢，”她姑姑回答。
　　“这是为什么？能允许您这么干吗？”
　　“允许？对这种贱骨头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她们本应当去蹲监狱的，她们为我干活是顶替服刑的办法。”
　　伯蒂拉这才懂得，这些女人为什么只能在这里呆下去。
　　她早就想过，她姑姑对这几个女人说话时那种颐指气使的样子，别说是教师，就是家里任何一个佣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也马上会把辞职通知书交到她手里。
　　“您说她们应当去蹲监狱？”她问道。“她们干什么了？”
　　“偷窃、违法——尽管这里也没有多少法可违，”阿加莎姑姑回答。“她们必须为她们所犯的罪孽而受到惩罚，就象每一个罪人都要受罚一样。”
　　她带着一种可憎的样子望着伯蒂拉。伯蒂拉想起了小时候，阿加莎姑姑曾不断怂恿她父亲揍她。
　　她转身走开，对于她姑姑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恶，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堕落。
　　后来到了晚上，当她听到阿加莎姑姑描述她是怎样教授基督教教义时，她感到更加骇人听闻。
　　第二天，她挺幸运地在一簇鲜红的杜鹃花下找到了一窝鸡蛋，姑姑允许她吃一只小鸡蛋当早餐。
　　孩子们又回传教所来上课了，伯蒂拉目睹了她姑姑的教育思想的一个实例。
　　首先，大家都跪着跟阿加莎姑姑一起念冗长、噜苏的祈祷文。然后读《圣经》，时间长得似乎没有尽头。
　　接着，孩子们用他们根本不懂的英语唱赞美诗，这是由那几名所谓的老师教的，每一个字的发音都错了。
　　尽管这样，伯蒂拉还是认为他们欣赏阿加莎姑姑在一架破旧的、发出呼哧呼哧响声的轻便钢琴上弹秦出的音乐，姑姑指示她每天都要清擦这架钢琴，以免让白蚁给蛀掉了。
　　随后便要三名年龄较大的孩子背诵他们的教义问答课文。伯蒂拉发现，这种背诵通常总是以两行眼泪和揍一顿屁股告终的。
　　经过长时间的鹦鹉学舌似地跟读祈祷文以后，他们在下午解散，一天的宗教生活算是结束了。
　　三个女人的任务是教孩子们念简单的字和做加法。
　　她们把椰子、石块和木片当作加法课的教具，伯蒂拉注意到只要她姑姑转过身去，老师们就会无心教书，孩子们就开始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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