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淘金斯也象个亲密的朋友了，她将会在她的生活中留下印记，因为她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
　　当她听说不必去向母亲告别时，没有感到惊讶：她必须于上午八时三十分离开家，而奥文斯顿夫人已留下严格的指示，不准别人打扰她。
　　“夫人昨夜两点以后才到家，”陶金斯说。
　　接着，她似乎觉得作一些解释就能医治伯蒂拉受伤害的感情，又接着说：
　　“夫人确实累得要死，更让人不高兴的是，不知哪位笨手笨脚的老爷在舞场上把她那条新长裙上的绉边扯破了。所以我常说，跳舞发明出来只是给夫人倒霉的女仆增添更多的工作！”
　　伯蒂拉想微笑，但没有成功。
　　“陶金斯，妈妈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口信？”
　　“我知道夫人一定会嘱咐你好好照顾自己，并且过得快活，伯蒂拉小姐，”她回答，但这不是伯蒂拉希望听到的回答。
　　梅斯通已经为她准备好车票、护照和一些钱，同时一名男仆坐在驾车的位置上，准备把她的行李道上行李车，并替她在火车里找一个舒适的座位。
　　她本以为这次旅行自己一定住头等舱，可是一看船票，才发现原来是二等舱。
　　这使她感到奇怪，因为她知道，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无论坐火车还是乘船，无论去什么地方，他们都预订最高级、最舒适的舱位。
　　她知道母亲不愿意为她花钱，她暗暗嘱告自己：事实上没让她去住统舱，这就应该庆幸了。
　　不但下雨而且还刮着强风，于是伯蒂拉赶快走上“柯罗曼戴尔”号的跳板，她发觉自己正和许多其他的旅客在一起，等候有人来告诉他们各自的舱位号码。
　　二等舱的乘客聚集在面向码头一侧的一条舷梯旁，而其他地方是专门留给住头等舱的高贵人物的。
　　伯蒂拉注意到，在二等舱甲板上等待的那些旅伴，大部分是外国人。
　　她想，他们的肤色真是多种多样，她极力想猜测他们来自何方。
　　那个看上去象个商人的大胖子是从吉隆坡来的吗？那个面孔干瘪的律师是从西贡来的吗？那个矮小的斜眼男人是从苏门答腊或婆罗洲来的吗？
　　那里有许多中国人，伯蒂拉想，他们可能要回新加坡去，她知道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华人社会。
　　其中大多数看起来非常富裕，但经过她的仔细观察，还发现有相当数量晒得黝黑的欧洲人，她想他们一定是种植园主。
　　她随身带的东西里就有一本地图册，她希望在船上能找到类似旅行指南那样有用的东西。
　　她一直对其他种族的人感兴趣，现在她在向四周张望时心里在想，假如到了那里她没有其他事可干，至少还有新的人民可以去研究，也许她还能学到一点儿他们的风俗和历史呢。
　　她正在朝一个印度妇女看，漂亮的鲜红莎丽松松地披在她漆黑的发上，并遮住了她的脸，这时她看见一个男人在瞪着眼瞧她，他的表情使她感到有些发窘。
　　他黄肤黑发，她一时难以辨别他的国籍。接着，她想到了这个人具有荷兰人和爪哇人综合的特征。
　　她听说过，在东方的荷兰种植园主常和爪哇姑娘结婚。
　　她感觉得意，十分肯定自己已经把这个特别的男人的国籍猜对了，只是无法加以证实。
　　他仍然瞪着眼瞧她，使她感到自己的脸颊上升起了红晕，于是把目光移开了，这时她发现船上管事的在注意她，心里很高兴。
　　“是伯蒂拉·奥文斯顿小姐吗？”他问。“噢，对了，小姐，您在三十七号舱，您独自用一个单间。服务员会领您去的。”
　　一个服务员过来拿起伯蒂拉随身携带的旅行小皮包，领着她沿着一条狭窄的、天花板很低的通道走去。
　　“我还有火车运来的其他行李呢，”伯蒂拉说。
　　“都拿到船上来了，小姐，”服务员回答。
　　他打开舱门。
　　“这是您的舱房，小姐，我希望您能发现这里应有尽有。”
　　在伯蒂拉看来，这个舱房只比一个小碗柜大一点儿。
　　她记得查尔斯·狄更斯在一八四二年第一次坐船出国时曾把他的舱房称作“一只极端违背情理的箱子”。
　　可是，伯蒂拉庆幸的是，她没和某个爱评头品足的陌生女人同住一个舱。
　　舱房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固定的五斗橱，橱的一角挂了一块布帘子，她可以在后面挂衣服，另外还有一个盥洗盆。
　　盥洗盆可以转下来放在一张大概算是梳妆台的东西上面。用过以后再把它转过去，让水象小瀑布似地流进污水箱里去。
　　伯蒂拉从伦敦赶来时，在配合船期的火车上读到一本介绍船上生活的小册子，以为在“柯罗曼戴尔”号上会享受豪华的生活，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她想，小册子上画的备有扶手椅和盆栽棕榈的餐厅以及巨大舒适的休息室、画廓上的管风琴、写字室和牌室无疑指的都是头等舱待遇。
　　“没关系，”她安慰自己，“至少我可以独自呆在这里。”
　　然而她总摆脱不了这样的感觉：她的舱房就象指定给一个犯人的囚室，不管她愿意不愿意，都要把她送到世界的另一部份去。
　　这念头使她情绪十分低落，于是她想上甲板去看轮船离岸。
　　她常听人说，长途旅行的轮船启航时，乐队奏起乐曲，码头上的人把飘带扔向船上的旅客，旁观的人群里发出欢呼声，这是欢乐而鼓舞人心的场面。
　　可是伯蒂拉走上甲板时，却发现甘愿冒着暴风雨天气来挥手告别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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